一、抗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高度重视抗大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人、改造人、培养人中的重要作用，坚持和发展了我们党干部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为适应革命斗争需要创办了“井冈山军官教导队”，特别强调要重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以更好地培养军队基层干部和地方武装干部。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井冈山的斗争》报告中特别提到：“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决议中特别指出，单纯军事观点的一个要害是政治水平低，“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重要原则，要求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从早期设立教导队到后来创办多所红军学校，始终重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了一批批信仰坚定、纪律严明、军政兼优的红军干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国内政治形势、社会主要矛盾的剧烈变化以及党内思想分歧，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必须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培养大批适应抗日战争需要的军政干部，必须加强红军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加强高级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确保红军队伍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正确的思想路线，确保为我党培养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的抗日骨干力量。 

　　在抗大9年多的办学时间里，随着抗战形势和人才培养任务的变化以及校址的变迁，抗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一）开端萌芽阶段（1936年6月—1937年7月） 

　　1936年6月1日，以西北红军大学为基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瓦窑堡组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为适应抗战形势需要，中央军委决定把“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抗大1936年6月招收第一期学员，主要是抽调红军的干部。1937年1月招收第二期学员，除红军干部外，还有部分知识青年。在抗大初创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主要开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尤其是哲学、世界政治等课程，对于基础较差的学员，还要开展文化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一是学习和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二是肃清“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影响；三是帮助学员认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思想方法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学会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思想上统一和提高认识，增强全党全军的团结。学员们白天听课、看书、整理笔记，晚上联系个人思想实际摸黑进行讨论交流，马列主义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水平等各方面都有长足进步。 

　　（二）成长发展阶段（1937年7月—1939年1月）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全民族抗战热情的影响下，大批知识青年成群结队来到延安投考抗大，从而促进了抗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入到成长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一方面，是加强红军干部学习贯彻1937年3月召开的延安会议和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精神教育，进一步肃清“左”倾冒险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的错误影响，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从而团结一致投入抗日战争；另一方面，是加强对知识青年的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教育，改造他们的世界观，把他们的抗日热情引导到投身共产主义事业之中。同时，通过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正确政策，促使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特别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抗大立即传达和讨论了会议决议，对全校教职工和学员了解抗日根据地斗争情况、深入领会六中全会精神、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一阶段，抗大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以抗大第四期学员为例，开学时，在4655名知识分子中只有530名共产党员，而到毕业时，共产党员人数增加到3304名。通过大批吸收知识分子，培养教育知识分子，抗大在教育人、改造人、培养新人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三）调整改进阶段（1939年1月—1943年1月） 

　　1939年1月28日，抗大第五期正式开学，此时全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面对日寇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不断制造摩擦、加紧反共的卑劣行径。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的决定，1940年11月，抗大总校辗转迁至河北邢台浆水镇一带。同时，中央军委决定抗大挺进敌后创办分校，以打破敌人封锁。为适应形势需要，抗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作出了调整改进。一是加强学员对时事的了解，使学员进一步坚定无产阶级革命信念。二是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与抗战形势相结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的原则。三是明确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强调“教育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政治教育是整个教育的中心”。四是明确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即“1、教育他们掌握马列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2、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3、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经验；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他们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五是利用行军休息、待命空隙或出发之前，采取简短报告、分组谈论或辩论等方式开展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六是发动劳动热情，开展大生产运动，使大家深刻认识“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注重劳动实践教育。 

　　这一阶段，抗大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为了更好地教育和改造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学员，坚持以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观点为依据，编写政治讲义，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贴近实际、贴近学员，取得了显著效果。 

　　（四）巩固完善阶段（1943年1月—1945年9月） 

　　1943年1月，党中央为迎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最大限度地保存干部，准备进行战略反攻，决定将抗大总校从河北邢台迁回陕甘宁边区。在新的形势任务和校区条件下，抗大举办了两期，其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到巩固完善阶段。 

　　在这一阶段，一是大力开展了整风教育，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和抗大的具体情况，抗大总校整风从1943年8月开始到1944年11月结束，历时1年零3个月，通过整风强化了对教职工和学员的思想改造，进一步坚定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和方向，打破了教条主义束缚；二是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教育，1943年和1944年，抗大教职工和广大学员积极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建立革命家务”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两度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树立了正确的劳动思想，纠正了一些错误言论和行动，密切了上下级关系和军民关系；三是开展了学习贯彻党的七大精神，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大随即传达了大会精神，学习了大会文件，提高了大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自觉性，增强了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坚定性。 

　　抗日战争胜利后，历时9年多的抗大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抗大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却历久弥新、永放光芒。 

　　　二、抗大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经验 

　　在抗大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把教育人、改造人、为我们党培养人作为抗大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置于抗大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学原则的首要位置，从而把思想政治教育办成了抗大教育的红线、主线和特色，不仅在学员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养成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上发挥了主要作用，而且在学员理解和坚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四条。 

　　（一）坚持学习正确理论与指导中国实践相统一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原则。抗大思想政治教育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与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统一的根本教学原则和要求。 

　　其一，首先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这是所有政治课的共性要求。在抗大，不同内容的思想政治课教学，都不能空洞讲授理论知识，都不能生硬灌输理论观点，而是紧扣学员的思想实际，用生动的事例来阐述理论问题。例如，西安事变发生后，许多学员对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想不通，主张杀掉蒋介石。为了解决部分学员的思想认识问题，毛泽东就风趣地用陕北老百姓赶毛驴上坡的“一拉、二推、三打”的办法来说明“逼蒋抗日”的道理，使大家茅塞顿开。这种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尤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事例，对于帮助学员认识中国革命，并在分析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深化学员对教学内容和理论观点的理解至关重要。 

　　其二，突出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或核心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着眼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抗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多样，但核心不是一般性的理论知识教育，而是向学员讲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开展党的正确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根本教学目的是帮助学员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分析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以抗大第二期为例，为了认真总结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肃清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的影响，毛泽东为抗大学员讲授《辩证唯物论》课程，每次讲授4个小时，累计授课时长达110余小时。在教学中，毛泽东坚持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过去的经验教训，使抗大全体教职工和学员深刻认识到党内错误思想的危害，端正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其三，明确要求学员在课堂学习或完成作业过程中，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成为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模范。毛泽东在为抗大第一期讲课时曾教育大家：“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要求抗大的教与学都要坚持学习革命理论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做到学与做相统一、知与行相一致。例如，为了肃清党内一度盛行的教条主义影响，使学员能够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用兵方法，一切从战争实际出发，灵活地使用兵力。抗大不仅将毛泽东在抗大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以及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重要著作作为必修课程，实现从理论上学懂弄通，还要求学员能够在具体环境中熟练地加以运用。其中，抗大总校和第一、二分校在挺进敌后办学过程中，针对敌人各封锁线的不同地形，以及各部队不同的战术布防和作战特点，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学员队进行实战训练，既保证了总校顺利挺进敌后，又通过训练加深了学员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用兵方法的理解，进一步肃清了教条主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不良影响。 

　　（二）坚持榜样引领与反面警醒相映衬 

　　如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针对性，提高教育效果？抗大特别强调要发挥榜样的引领作用。通过定期召开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让全体教职工和学员目睹榜样风采、了解榜样事迹，鼓励大家向英雄模范学习。1939年春，为了解决即将断炊的危机，抗大开展了一场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其间罗瑞卿到各个队去组织劳动竞赛，当来到学校政治部开荒点，见到张际春主任挥汗如雨地埋头苦干时，便夸奖道：“你真是老当益壮，典型的劳动英雄啊！”正是在校领导的模范带头下，全校教职工和学员深受鼓舞、干劲十足，靠自己动手，做到了丰衣足食。此外，抗大还非常注重对先进人物的宣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学习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精神”等。通过开展榜样学习活动，教职工和学员的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道德境界进一步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 

　　另一方面，抗大也很重视开展反面人物的批判性教育，发挥警醒作用。例如，在处理抗大第二大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违反纪律枪杀女学员案件时，毛泽东亲笔给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的雷经天写了回信，并要求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举行公审大会时现场宣读：“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他要求抗大教职工和学员都必须吸取黄克功事件教训，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同时，为进一步加强黄克功事件的警醒作用，毛泽东还专门到抗大作了“革命与恋爱问题”的讲话，引导学员正确对待恋爱、婚姻、家庭问题，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与情操。 

　　抗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坚持正面教育引领与反面教育警醒相映衬，让学员既有榜样可学，又有反例可鉴，现实针对性强、教育冲击力强，在防止知行脱节和出现“两面人”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坚持自我教育与因材施教相并重 

　　抗大的思想政治教育鼓励所有学员开展自我教育，强调通过自我批评和集体讨论等方式，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自我教育是与他我教育相对应的教育范畴，是一种普遍性的“内省式”教育要求，强调所有学员都要主动剖析个人问题，认识自己的成绩和不足，通过反躬自省，纠正错误思想和行动。抗大在开展整风运动教育中，强化自我教育，积极组织教职工和学员在学委会的领导下，认真研读《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献，联系自身思想实际和教学工作实际进行对照检查，并以对党忠诚坦白的态度写出自传，通过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造了思想和作风，端正了学风和教风。 

　　抗大既坚持自我教育的普遍原则，又强调根据学员特点因材施教。在大学创办的筹备阶段，毛泽东根据干部层次、人员类别、教育需求的不同，明确了不同对象的具体教育内容和方法要求，提出高级及上级科前3个月偏重政治，占三分之二，后3个月政治和军事各占一半；普通科前3个月文化、政治、军事各三分之一，后3个月文化、政治与军事各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求，抗大逐步确立了具有针对性的“少而精”教育原则，坚持根据学员特点制定合适的思想政治教育计划。比如，工农出身的红军（八路军）学员政治立场坚定，战斗和工作经验丰富，但由于没有经受过系统的理论学习，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根据这个特点，抗大主要采取启发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通过直观易懂的教学方式，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而对于知识分子学员，则主要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文献，结合实践训练等方式，转变他们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坚定他们的革命意志。 

　　坚持自我教育与因材施教相并重，体现了抗大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教学特色，显著提升了抗大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四）坚持专兼结合、聘请党和军队领导协助办学 

　　抗大在创办之初，专职教员非常稀缺，尤其是随着抗战形势发展和学员队伍扩大，教员力量更是严重不足。党中央高度重视抗大教员队伍建设，一方面协调和安排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知名学者赶赴延安，为抗大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课程，同时积极选调全军最优秀干部以及抗大优秀毕业生等担任教员。以抗大第八分校为例，1942年下半年，全校有政治教员、政治教育干事13人，其中，军部教导总队来的有4人，部队来的有5人，学员中选拔的有3人，地方选调的有1人。由于这些人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政治水平，他们的加入有力地促进了抗大教员队伍建设，提高了教育水平和效果。 

　　另一方面，坚持专兼结合，积极聘请党和军队领导人到抗大协助教学。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带头到抗大讲课或作报告，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机关的一些干部也来兼课。其中，毛泽东在抗大第二期讲授的《辩证唯物论》为抗大的哲学课奠定了基础，此后抗大各期和各分校都以毛泽东的讲授提纲尤其是“矛盾论”和“实践论”作为基本教材，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据统计，仅1938年到1939年一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就26次到抗大为学员授课。而根据许多听过毛泽东讲课的抗大教员和学员回忆，毛泽东讲课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能够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把道理讲清楚，提高了大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很强的教育针对性和重大现实意义。 

　　坚持专兼结合、协调各方力量协助办校，尤其是聘请党和军队领导担任教员，是抗大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经验，反映出全党全军在艰苦环境下合力办学、为实现民族解放而共同奋斗的先进品格。毛泽东曾经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 

　　　三、抗大思想政治教育对当代干部教育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2023年中共中央印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明确强调“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历史昭示未来，守正更能创新。抗大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形成的成功经验，对加强和完善新时代干部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服务中心任务，培养德才兼备人才 

　　正确处理思想政治教育与党的中心任务的关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实现党的中心任务中的服务作用，是抗大办学成功的首要经验。革命战争时期武装斗争是党的中心任务，抗大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围绕和服务于这一中心任务进行，从而为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政治方向明确、政治立场坚定的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 

　　比起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思想政治教育在服务党的中心任务、培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的德才兼备人才方面的历史责任始终没有改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要求新时代干部教育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展开，充分借鉴和汲取抗大在服务中心任务上的成功经验，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特别是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干部，着力提高党员干部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处理复杂问题的政治能力和思想水平，增强他们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 

　　（二）注重实践锻炼，促使知行合一 

　　抗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表明，要在干部的头脑中播种科学真理，帮助干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仅仅依靠书本知识和课堂讲授的单向输出远远不够，必须大力提高学员的主动参与度和实践外化性。 

　　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毛泽东反复强调，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抗大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始终强调要把教、学、做有机结合起来，特别重视对学员的实践锻炼，通过组织学员进行生产劳动、军事训练、边区建设以及参加战斗等，促使学员实现了知行合一。一方面，在实践中帮助学员深化了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指导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真理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知行合一，注重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加强磨练、增长本领。”新时代的干部教育，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认真学习和借鉴抗大的成功经验，更加重视实践锻炼，努力推动知行合一，真正把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与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统一起来，坚决避免学用脱节、知行分离，坚决反对说一套做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 

　　（三）坚持因材施教，有的放矢、立德树人 

　　“因材施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教书育人的重要思想，最早体现在《论语·先进篇》，宋代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将这种教学方法概括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抗大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非常注重因材施教，根据学员的自身特点和培养任务区别，设置不同的教学内容，并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从而在较短时间内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学员的政治觉悟、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 

　　新时代的干部队伍在思想观念、目标追求、价值取向上都出现了多样化倾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挑战增多、难度增大。为此，我们应创造性地学习借鉴抗大因材施教的成功经验，努力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中提到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新时代干部教育要坚持因材施教，做到有的放矢、立德树人。一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防止教育上不问类别一推到底；二是要尊重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规律，努力找准社会发展和干部成长的“脉门”，研究干部思想问题的社会基础和理论根源，做到对症下药，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力和效用。 

　　（四）汲取榜样力量，树立正确价值导向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榜样的力量往往是无穷的，它能潜移默化地激发人心中的动力，不经意间改变人的行为和思想。《论语·里仁篇》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就是在教导人们向身边有德行、有才干的人学习，当看到不贤的人或不端行为的时候，要反省自己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抗大十分擅长运用榜样的力量，引导学员向英雄学习、向模范看齐，通过“内省式”自我教育，要求学员在汲取他人优秀品质的同时，反思自身存在的不足，更好地提高理论水平、政治觉悟和道德品质。 

　　新时代的干部教育既要使学员在思想上相信真理的力量，更要使学员在实践中感悟真理的伟力，必须认真学习借鉴抗大在开展榜样引领教育中促进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成功经验和做法，重视榜样引领作用。一是要大力宣传那些理论学得好、实践干得好的先进人物，发挥他们知行合一的榜样引领作用；二是要充分发挥反面教材的警示教育作用；三是要积极运用“内省式”自我教育方法，帮助学员做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抗大的实践表明，通过外在的榜样引领和内在的自我反思，能够帮助学员在心理上认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逐步形成“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思想基础、心理基础。 

　　（五）重视师资队伍，集合优质资源办学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抗大这所以窑洞为校舍、以石块砖块为座椅、以石壁为黑板的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高等学府”，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大批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一个重要原因是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做到了集合优质资源协助办学。 

　　新时代干部教育是立德树人、为党育人的重要工作，教师担当着关键角色。列宁曾经指出：“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讲授的思想政治方向。这个方向由什么来决定呢？这完全而且只能由教学人员来决定。”毛泽东强调：“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强调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是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新时代干部教育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创造性地弘扬和发展好抗大的成功经验，努力培养造就一支专兼结合的高水平教师队伍。一方面，要大力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训质量，努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充分发挥其在立德树人、为党育人中的中坚力量作用。另一方面，要坚持专兼并举原则，集合全社会优质资源办学，完善聘请党政领导、企业家、专家学者、模范人物等担任干部教育兼职教师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其在全方位提高干部教育质量、促进干部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促进作用。

　　 （作者分别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原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副主任，海军少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