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在秦庄襄王、秦王政时期为相十三年。秦王政即后来统一天下的秦始皇。秦王政即位时年仅十三岁，尊吕不韦为相国，称仲父。秦王政八年，即秦王亲政前一年，吕不韦以相国和仲父身份公布《吕氏春秋》。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司马迁又说，书成之后，吕不韦曾命“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可见吕不韦对此书思想和文字的自信。

　　对于《吕氏春秋》，历代学者对其史料价值充分认可，甚至主要把它看作一部史书。至于说思想价值，不少人评价过低，把它归为杂家之列，意指综合诸子、兼容并包，其形式上虽具系统，思想上却不成一家。但也有部分学者认识到它的更大的价值，西汉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把《吕氏春秋》与《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等这些古代经典相提并论。东汉高诱作《吕氏春秋解》，并对《吕氏春秋》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该书“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并“大出诸子之右”。

　　应该说，之所以历史上多数人对《吕氏春秋》评价不高，与吕不韦的商人出身以及它与秦始皇的复杂关系有关，颇有些因人废言的味道。但实事求是说，相较于前秦时期其他著作，《吕氏春秋》是对那个时代及其之前的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是这方面的集大成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不仅如此，它在理论上在大的方面是系统的，提供了治国理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如何治国理政、怎样才能治好国理好政的理性思考。就此而论，把它列为古代优秀经典是绝对不为过的。《执一不二——《吕氏春秋》的诗笔记》一书的作者深谙这一深层涵义，而这也是作者结合《吕氏春秋·审分览第五》“执一”“不二”两节命名本书的原因。

　　同时，即使仅就表述而言，《吕氏春秋》堪称先秦最考究的文字。对于这样的古汉语美文字，在现代汉语中如何把它精髓、韵味和美感表达出来，这是一个问题。《执一不二——《吕氏春秋》的诗笔记》一书的作者认为，诗句永远是最精粹的文字。对于思想作品而言，诗反而应该是比论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的一种方式。因为，诗句可以同样庄重却最富于感情，韵文可以同样严谨而长于引发共鸣。如果诗句足够精致和贴切，那么甚至会有助于现代读者体会 2000 多年前志在实现华夏大一统的中华民族的豪士英杰们势在必得的气势和雄心、格局和感情，甚至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脉搏和心跳、呼吸和情绪。此外，诗句也迎合了现代人碎片化阅读的习惯和兴趣，读起来既不费力同时也是一种享受。《执一不二——《吕氏春秋》的诗笔记》一书，就是用诗的方式给《吕氏春秋》作出的一个译本。据说这是译者对多年反复阅读后一个终于固化下来的闪念的实现。译者还祈望，这样的诗句能够告慰徘徊于中华民族第一个大一统巅峰之上的英灵，并得到他们的认可，乃至祝福。

　　应该强调的是，《吕氏春秋》涉及天文地理人文、工农兵学商、治国治军治身，领域极其广泛，翻译起来相当困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力求做到信达雅，逐字逐句地进行展开，致力于确保以词达意；保持相对合理的自有见解，同时在遣词用句上尽可能地体现现代诗文的考究、格律和气韵。翻译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吕氏春秋》的历代研究者的成果进行学习、吸收、甄别和转化的过程，体现着译者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故译者出于对这些前辈、学者的贡献和努力的敬重和感谢，出于对自己再研究的突出和强调，将自己的翻译定义为“诗笔记”。诠释学大家加德默尔认为，诠释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文本视域与译者视域交融的过程，是文明的传承。“诗笔记”可以说文明传承的高雅形式。

　　《执一不二——《吕氏春秋》的诗笔记》的作者对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深厚造诣，酷爱文学和诗歌，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又长期从事党报编辑工作。作者用事如心，著作较好地以浪漫主义形式展现了现实主义，以现实主义原则体现了浪漫主义，实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融合。对于当代中国诗歌，这应该算得上是一种创新性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现代文明的根脉，要更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读着这部800多页的“诗笔记”，我们似乎从中可以得到一个信念：投身于伟大的民族复兴，我们注定与伟大的文化复兴相伴相生。2000 多年前的秦王政，是在其仲父吕不韦和《吕氏春秋》的深刻影响之下，领导秦国扫荡六国从而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一统。祝愿今天的读者也能在这本《吕氏春秋》的“诗笔记”中开卷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