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的结构严谨，章节安排合理。书后附录的沈志远年谱及著论年表内容，虽然简略但相当全面，足见作者写作时下了真功夫。自2011年，作者着手收集沈志远学术思想研究的材料，对之进行初步研究，至专著出版，历时十余年，可谓十年磨剑,初露锋芒。作者在博士毕业进入高校任教后，更加细致深入地研究沈志远的学术生涯，不仅基本收全了沈志远的著作，也基本收集了后人们研究沈志远的相关作品。从写作规范的最低标准看，作者的资料收集是详细的。正如该书所言：据现有资料统计，沈志远一生的学术著译有六十余部，发表的论文、时评等有四百余篇，总字数高达600万字以上。 

　　由于占有了较为详尽的研究材料，作者就能较好地在比较和鉴别过程中，全面、深入理解沈志远的学术思想行程。这种理解，仅从全书的章节安排即可感知。又由于作者有较好的文字表达水平，能以平实之笔将沈志远一生的学术贡献展现出来，有利于让读者有个大致的了解。 

　　通观该书，作者对沈志远学术贡献的归纳，主要点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在哲学领域，作者介绍了沈志远将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入中国的情况，例如，沈志远于1936年至1938年间，所译介的苏联米丁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下册），是1930年代中国读者能够读到的较系统地介绍马列主义哲学思想的少数几部教科书之一，其上册出18版次，下册出13版次，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为了给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讲授哲学，曾阅读该书上册并作了读书批注，将其中的一些观点吸纳进《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又如，沈志远1933年借鉴苏联学者的相关辞典而编著的《新哲学辞典》，是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首部马列主义哲学辞书，它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语汇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作了最初的贡献，并结束了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发展过程中没有辞典的历史。再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志远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实践论》《矛盾论》进行积极的解读与宣传。此外，沈志远对复古人生观及现代西方人生观思潮也进行了批判，对新人生观、对革命人生观思想进行了通俗宣传 。 

　　在经济学方面，沈志远对资本主义经济有不少研究，例如对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史之梳理，对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对近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之批判性解析。同时，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积极进行传播与探索，论述了一国社会主义之“可能”与“必然”、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与范畴、苏联计划经济发展之实况、战后中国经济现状的对策，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等等。沈志远还探讨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法则”的理论。在1930年代中期，他对我国农村经济性质进行考察，提出小农经济下“超额生产物”的论点，这表明他的经济学研究较紧密地联系了中国现实经济。 

　　再是，沈志远对中国社会诸多现实问题也相当注意研究，范围涉及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近代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中国革命形式之历史特点，以及中国社会分配制度的论争等。沈志远还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解析中国社会的系列现实问题，如民族问题、农民问题、妇女问题、劳动问题等，并想在探索中回答这些问题。 

　　从总的思路而言，作者在该书中是把沈志远置于20世纪上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发展、演化的整个历史潮流中的一员来进行研究的。作者认为沈志远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其学术轨迹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演进的历程。 

　　确实，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与发展历程看，沈志远只是这支传播队伍中的一员。但对这支传播队伍、对许多作出过贡献的仁人志士，人们的关注和研究远不够全面。现在，沈志远的学术思想研究总算有了第一本著作。但有了一本《沈志远学术思想研究》，绝不是沈志远研究的完结而只是真正研究的开始，更加深入细致研究尚须进一步努力。并且，我在此期待，有更多的青年学者能够着手研究那些至今仍被忽略、但却有较大贡献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这会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史的内容更加全面、更加丰富。 

　　我们党历来是重视文化建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毛泽东就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共产党人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即非常重视武装斗争，亦始终重视文化斗争。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时，也对革命文化进行“围剿”；既大力宣传封建专制和法西斯文化，又禁止进步书刊出版，迫害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中国共产党人则团结和组织文化界进步人士，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新军，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成功地传播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进步思想，有力地配合了社会政治革命和武装斗争。 

　　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很好地发扬了重视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的传统。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中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回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起源、传播、演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对于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责编：常滨海）